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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柏如先生自傳《往事豈能如煙》連載(二十)

2015-03-21 21:25:32   來源:   楊柏如評論:0   點擊:
第二十章 自我思考寫完一生的經歷,該做點自我思考了。目的呢,就是我在序言里說的: 想讓自己活得明白一點。近些年來,我在感受著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,也常為社會上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所困擾。讀了惠卿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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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章 自我思考

寫完一生的經歷,該做點自我思考了。目的呢,就是我在序言里說的:“ 想讓自己活得明白一點。”

近些年來,我在感受著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同時,也常為社會上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所困擾。

讀了惠卿同志《改革開放三十年和思想解放的思考》一文后,加之在寫這本小冊子時梳理了一下建國后歷經的多次“折騰”,似乎(也僅是似乎)稍稍明白了點。

為什么在1949年后我國會歷經多次重大政治錯誤,最主要原因,就是一個個政治運動的理論依據是錯誤的。

把本該團結和依靠的知識分子精英打成右派分子,混淆了敵我界線。把“誰是我們的敵人?誰是我們的朋友?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。”都弄顛倒了。這就是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的錯誤理論在作祟;

明明還處于長期的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的初期,卻忙著去搞什么“總路線、大躍進、人民公社”三面紅旗。結果搞得國匱民窮,甚至餓死千萬人;

史無前例的害黨、禍國、殃民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黨中央早已做出了全盤否定的決議。其核心內容也就是“毛澤東發動的‘文化大革命’的主要理論依據是完全錯誤的。”

由此可見,學會和運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,有何等的重要?當然,對于“中國實際”,見仁見智,要弄清楚也非易事。這些都只能通過不斷地實踐去檢驗,去認識,逐步走向真理。

下面是我結合自身思想言行的一些思考:

一、順利易驕,受挫易餒,自然就有愛聽好話的毛病

下述就是個典型例子:

1959年9月國慶10周年前夕,地圖出版社編輯部黨支部黨員大會討論我的入黨申請,會上黨委副書記張思俊總編第一個發言(記得大意是):“柏如同志要求入黨,最近我特地仔細看了他的檔案,柏如同志是屬于舊社會底層的一個練習生。解放以后在社會地位和生活方面都有很大提高,因此對黨有感恩思想。但入黨單憑感恩是不夠的,十年來他在學習和黨組織的幫助下,提高了覺悟,更有現實表現,因此我同意他入黨。這里我要說明一點的是,他們夫妻倆從上海私營地圖社辭職調來北京新華地圖社工作,這件事在當時地圖界是有一定影響的。但也有人說 :‘那時(1954年5月)上海私營地圖社經濟情況不好了,他們才辭職投機革命的。’說這樣話的人,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一年多以前,上海私營地圖社剛成立不久就申請要到國營新華地圖社工作了。更不知道他們倆到‘新華’后一口拒絕了組織上要給他倆保留七八十元的工資。如果說這樣的人是‘投機革命’,我希望我們革命隊伍里這樣‘投機革命’的人越多越好。”思俊同志是從延安調來的革命老干部,他這一番對我充分肯定的分析,自然讓我聽了心里很舒坦。這就是我愛聽好話的例子。

“人貴有自知之明。”好在我心里清楚,在我要求調“新華”這件事情上,其實除了向往北京,追求進步的主流思想之外,也還是有些私心雜念的:自從編制過新中國第一幅大掛圖之后,我很自負,覺得在剛成立的私私聯營地圖出版社,從不同私企合到一起的數十位同事,同在麥加里大樓一個大辦公室里,成天亂哄哄的。還有的人愛搞小圈子,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業,簡直是浪費青春。于是想著到國營企業發揮更好作用(這想法沒什么不好),還能學到更多東西,技高一籌,就能超越同輩(這就是私心雜念了)。事實上到北京后,在曾世英老專家領導下,同王錫光、張國華等同志的合作中,也確實讓我學到了更多的知識和技能。

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,同在那次會上,地圖社黨委委員于春雨同志的發言,大意是說:“柏如同志要求入黨是件好事,但希望你能認識到知識分子改造的艱巨性和長期性,千萬不要人是入黨了,卻是個紅蘿卜,外紅里白。”這樣直白的警語,原本也屬好話,可我當時聽了十分刺耳,覺得分明是低估了我的政治覺悟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但此話卻似警鐘,在耳邊常鳴。實踐證明,在聽到批評意見時能想一想這樣的話,對自身的思想修養,還是很有幫助的。

二、對1949年前舊社會經歷的思考

在我受到的家庭教育和農村生活影響之下,憑著自己有點小聰明,從小立志,一心求學上進,長大可謀個好職業,脫離父輩那種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活。可命運不濟,清貧的家境和少年喪父,讓我飽受了失學和求職無門的痛苦,陷入了迷網憂郁的困境。掙扎再三,方于1946年秋,靠著母親的張羅和親戚的幫助,才有機會從農村到大都市——上海,從一個準農民到亞光輿地學社的練習生,終于完成了我人生轉折的第一步。于是,刻苦練習制圖技能也好,上夜校繼續求學也好,目的都是為了今后能過上好一點的生活。一句話,找飯碗,謀發展,希望更好生存而已。

三、從1949年上海解放到1957年反右派運動前夕

這時,我開始在新社會體察新的生活和接受黨的教育。積極參與工會活動、參加民主改革工作隊的下廠實踐,并通過閱讀蘇聯小說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、《卓婭和舒拉》等受到的影響,思想上要求進步,行動上聽黨的話,以飽滿的政治熱忱,積極投身到激情燃燒的歲月之中。并自覺完成了從私營文化企業到國營地圖社的跨越(時稱參加革命)。在組織上,我先后申請成為黨的宣傳員(1951年在工作隊批準)、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(因在工作隊時間不長,未被批準)、共產黨員(1959年成為預備黨員)。這段時期,我想用“朝氣蓬勃,積極向上”八個字來概括,自度是并不為過的。

四、從反右派運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

說到反右派運動,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,先在這里重提一下舊事:

在反右派運動中,我在幫助黨整風會上帶頭發言的內容(見某 某頁),如果以我1979年參與人民出版社“改正右派工作小組”中掌握的政策來衡量,再以我為“人社”五位“右派分子”寫過的“改正結論”(被全部肯定)為藍本,我可以客觀地為自己寫出這樣一份認定:“楊柏如1957年在地圖出版社幫助黨整風會上的發言,主觀上是善意的,其內容也無任何錯誤。當時受到批判(盡管是善意的幫助)是不當的,錯誤的,應予否定。至于楊的發言被有歷史問題的Z篡改成‘黨與群眾有墻有溝’,那是Z本人的問題,與楊無關。”

而當時我在受到批判之后,還真以為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,悔恨交加。還長期被一些人認為是“漏網右派”。歷史同我開的這個玩笑,可以休矣!

言歸正傳:

總的來說,從反右派運動到“文革”這一段歷史,情況比較復雜。我有反右派運動中受到批判的“教訓”;也有下放蘇北寶應的實踐體會;有在“三面紅旗”中既響應,又疑惑的思想矛盾;更有“文革”中擔心受怕,犯了執行“劉鄧資反路線”錯誤挨批,保了陳外歐局長當了“保皇派”陪斗受的委屈;而自己也受到“文革”階級斗爭思想的毒害,也犯有揭批所謂“國民黨殘渣余孽”和“反動學術權威”的錯誤。因此用簡潔的話語來概括是困難的,只能大體上說,從反右派運動到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,我在思想上是盲從多于清醒。從1970年起在煤礦工作的兩年,經過認真思索之后,開始轉化為清醒多于盲從。1972年底有幸調進人民出版社之后,學習環境更好,對我思想認識的提高幫助很大,懂得獨立思考,實事求是的重要,因而在大是大非面前,逐步站穩了腳跟。試以一二事例說明:

1974年人民出版社又掀起了批判陳(翰伯)、范(用)的“文革”風潮,目睹“左”派們(大多和我一樣是進“人社”不久的)不知從哪來的那股子斗勁。我已有三年多見不到這樣的斗爭場面了,心中頗不以為然。翰伯、范用同志剛恢復工作兩年,又受此沖擊,當時翰伯同志已從“人社”上調出版局主持工作,范用同志因心情郁悶而病倒在家。于是我相約地圖組的劉寅年、李茂樺同志下班后一起去他家看望,從范用同志當時帶病熱情接待中可窺見他的欣慰。我能不避嫌去探望一個正在受批判的同志,這是我對歷次政治運動認真思考的結果,也是師以范用同志的人品。事實證明批判陳、范是錯誤的。從此讓我更加懂得,實事求是,獨立思考,對個人思想修養的重要性。

1976年我在國務院石家莊干校勞動鍛煉期間,在“反擊右傾翻案風”公開點名批鄧運動中,干校自不例外,大會小會組織批判。某些積極分子在聲嘶力竭地批鄧的同時,還時不時地捎帶著批評對批鄧不積極的人的右傾思想。記得我同張惠卿同志等數人硬是挺著不做批鄧發言。右傾就“右傾”,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,表里一致,不做紅蘿卜(又想起了于春雨同志這句話)。歷史證明批鄧是錯誤的。這次經驗又讓我認識到,要堅持正確的東西,不說違心話,不做違心事,必須要有頂住政治壓力的勇氣。這,值得我永遠記取。

在前面三篇《“折騰”瑣議》中,我歷數了這段時期黨所犯嚴重錯誤。究其原因:既有指導黨的理論依據方面的問題,也有我國數千年封建專制歷史積淀的影響,還有黨的領袖們本身潛在素質等因素。我這樣認為,絲毫不影響我對黨的領袖們功垂青史的歷史功績(含建國后)的崇敬,只是期盼著能真正以歷史為鑒,認真總結教訓,化為智慧,化為理性,讓歷史沿著正確的軌道繼續向前!我是在經過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的洗禮,認真進行了思想梳理之后才認識到這些,逐漸清醒的,從而讓我重新堅定起了信心。

五、從“文革”后期,到進入了撥亂反正以及三十多年改革開放時期

這一段時期,我從不惑之年到1990年退休,直至今天。40多個春秋,占了我半生年華。它是我一生中精神上最解放,心情上最舒暢,事業上最有效,生活上最多彩的時期。值得慶幸!

具體點說:這期間我在人民出版社這樣一個好的單位工作,開創了書刊地圖和歷史地圖(尤其是世界歷史地圖)的新領域并見有成效;在社領導和中層干部的幫助、員工們的支持下做了幾年行政工作,也算是盡力的;退休之后自由自在地繼續做著我酷愛的地圖事業且喜獲碩果;生活上享受著親情友情的溫馨,退休后還飽覽了多處祖國美好山川,也去歐美走了一走。生活豐富多彩,此生已無憾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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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說還有讓我憂心的事的話,我也不想隱瞞自己的觀點:

在歷史的推動下,“文革”后撥亂反正,特別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,順應歷史潮流,給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和豐碩的成果。為此,我由衷地擁護和欣慰。不過,眼前讓人憂心的事也不少,尤以“薄(熙來)王(立軍)事件”暴露出來的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之弊為最。因為它涉及政治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,不下決心要徹底改變是很難的;社會道德、正義之風日下;分配不公、環境污染和貪污腐化十分嚴重。盡管黨中央已經注意到并決心作為重點在整治,問題在于整治的效果很不理想,仍令人堪憂。希望黨中央能痛下決心,聽計精英(他們不會一味地歌功頌德,卻有真知灼見),狠抓政治體制的改革,從制度上下功夫,發揚民主,權為民用,厲行法制,依靠廣大先進黨員和全國各族人民,加速向著好的方向轉變。

我絕不是個悲觀主義者。中華民族是有過古老文明和輝煌歷史的偉大民族,也有過浴血奮斗,從災難深重中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豐富斗爭經驗。我堅信眼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向題,我中華民族一定有智慧、有能力去解決,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夢一定能夠實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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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句話,我,相信未來!

“前輩滄桑后代鑒”。寫完了最后這章,讓我給子孫后人留下點期望吧。

做人必須“ 肯努力,有追求,勤思考。”牢牢把握住以下幾條(我自己也有做得很不夠的):

人,是社會的人。從你呱呱墜地吮吸第一口母乳起,就開始了向社會的索取。要記住回報社會,做一個付出多于索取的人,這才能成為有益于社會的人。因此,清白做人,勤奮做事是做人的根本;

人,是在親人朋友關愛中成長的人。奉孝為先,寬厚待人,盡可能多奉獻出一點愛,讓人間更加和諧、精彩;

人,是踏著時代的步伐前進的人。“優勝劣汰”,達爾文進化論的法則不會變。因而要永不停步,與時俱進;

人,是有思想的人。要勤于學習,善于學習,增加知識,增長才干。凡事行前多加思索,行后注重小結,前事后師,會受益終生。

把握住了以上幾條,對自己也要寬容一點。忙碌時學會“偷得人生半日閑”,適時休整;注重健康,經常鍛煉;成不驕,挫不餒,遇事要淡定;名利若浮云,平淡才是真,永遠做個快樂人。

會便于記憶,將以上內容歸納成32個字:

清白做人 多奉愛心 勤奮做事 與時俱進

愛家愛國 放眼全球 遇事淡定 笑迎人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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